詹武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当我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给新农村建设定性的，指的是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生产关系，要在农村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合作）经济，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宪法第八条还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继续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和服务功能。”

（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有两条根本因素决定我国农业必须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一是配合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二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毛泽东主席就作过深刻的论述。关于前者，毛主席在1953年10月就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能力）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粮食大增产，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关于后者，毛主席在1955年10月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结果，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1）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邓小平同志也在1980年5月31日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2）
以上说明，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客观规律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也有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积极性。正如党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所指出的：“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它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广大农民群众这种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大力倡导和领导合作化的条件下，这种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尽管由于缺乏经验，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问题，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1984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合作化处于自流和边缘化的状态。许多农民对这种状态是不满意的。例如，据《人民日报》报道，2006年3月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东地沟村党支部发放征求意见表，党员和群众对领导班子提出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3）这是一个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像山东省烟台市这样富庶的地区，全市6000多个村子中仍有38%的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公益事业滞后。（3）又如，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党支部书记刘加坤感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得到认可，就像没有上户口的孩子。现在很多领域不让农民协会插手，贷款很不容易。”他呼吁“给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户口’问题，支持农民办好合作社、协会，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4）
但农民们没有止步不前。他们在合作化方面出现了如下几种动向：
一是农民自发或在供销社、农业部门牵头下成立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等。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专业合作组织15万个，会员约2363万人（户），占村户总数的9.8%。（5）
二是新近成立了一批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吉林省德惠、扶余、梨树等产粮大县已相继出现一批以农业机械化为载体的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承包土地入股，集体统一机械化耕作，企业化经营，生产资料集中采购，有的还统一经营畜牧业或粮食加工等。有的全村农民都加入，有的村加入一半以上。这种社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仅以农机示范区为载体建立的全省就有15个（截止2006年5月），土地面积达2900多公顷。这种合作社已显现明显的优越性。（6）河北省青县大鹁鸽留村农民也自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购买、耕作、种植、管理、收割、销售六统一和一分（农户分红），再到统一搞深加工，提高农业附加值，再分流劳动力搞二三产业。已吸收社员456户，入社 土地4000亩，农业机械8台（套）。受到农户普遍欢迎。（7）
三是一批改革开放前集体经济就办得较好的村，坚持集体经济方向几十年不动摇，越办越好，越办越大，成为集体经济明星村。典型代表如刘庄村、华西村、南街村等。据估计，这样的集体经济明星村全国就有数千个。
四是当年实行“包干到户”带头村安徽省小岗村，到集体经济明星村参观学习。据香港《凤凰周刊》报道，小岗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沈浩（省财政厅下派挂职）向记者说：“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当年领导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在考察南街、耿庄、大寨、红旗等明星村后对记者说：“南街像城里一样。环境、村容、村民的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小岗与人家没法比。还是走集体好，大包干不如集体经济有优势。”他认为，南街的模式，就是小岗以后发展学习的榜样和方向，一家一户是不行的。（8）
总起来看，这时期由于放任自流状态，直到今天，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发展都远远不够。这是当前“三农”问题形势严峻的根本内在原因。

（三）坚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充分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配以相应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与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
在提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十年后的1990年，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当认真落实小平同志这一讲话精神。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事物的变化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今天我们要加快农业的发展，要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要使农民增产增收，共同富裕起来，必须尽可能增加财政、金融、工业、科技等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在价格政策上也要有利于农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外部条件。但只有发展壮大集体农业，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利用外部优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搞好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目标。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和做法，则应从当地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见，吸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
总结长期农业合作化的实践经验，农业集体（合作）经济具有十个方面的优越性。
(1)集体（合作）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与市场相衔接，规避和减少风险。
一是集体（合作）经济通过信息采集、签订定单和保护价收购，使农民生产和市场需求最大限度衔接起来。
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从1984年起，全国性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的大波动不断出现，局部的产销脱节，更是数不胜数，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只有提高农民合作化、组织化程度，才能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第一，只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才有能力广泛准确地收集市场供求信息，一定程度上预见未来的供求变动，使农民的生产数量、品质、规格和上市时间尽可能同市场需求衔接起来，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第二，只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才有条件广泛地与市场需求方预先签订定单或购销合同，规定购销的品种、数量、规格和价格，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实行先销后产，使农民能按合同进行生产，使农民生产有了安全感。第三，只有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才有能力依据购销合同，对农民实行保护价收购，从而保证农民在市场价格波动时不受损失，安心生产，购方也能获得稳定的农产品供应。
二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有能力拓宽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销售渠道，如通过产销直挂、远距离运销，通过批发市场、配送中心或连锁店销售到城市市民手中，藉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严格要求社员按照农业部门制定的生产技术规程，生产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并进行统一包装、商标出售创造名优产品，提高市场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
(2)集体（合作）经济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能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是个体农户不可能提供适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公司 + 农户”模式中，公司与农户矛盾重重，难以解决；只有把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凝聚力量，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出口提供合格的原材料。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2006年第六届长春农博会上，不少企业负责人提出一个“西装不革履”的问题。不少农业企业是“公司 + 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企业在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几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企业的原料来源拖了后腿，养殖户的卫生、防疫、农药残留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企业对分布各地的养殖户管理不便，而且在强势公司与弱势农户之间，公司多占利润，农民遭受挤压，合同往往难以执行。
二是个体农户不组织起来，我国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与斗争中就缺乏组织依托；只有有了农民合作组织作依托，才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国际贸易中的斗争。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各类合作社组织是世界各国农民最普遍、最受欢迎的组织方式，也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重要依靠力量。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国际农产品贸易纠纷中，代表农民进行谈判的，往往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在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来自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往往是政府谈判的很好借口和筹码。近几年，面对国际贸易纠纷，我们就因为缺少一个对等谈判的主体——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而经常处于被动地位。（10）
有人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中国农业能否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3)集体（合作）经济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人多地少，农民人均一亩耕几分地，户均不足10 亩。如果不把他们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依靠现在这样细小分散的个体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农业才能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从而才有可能应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措施。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农民才能有适当的财力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才能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技术人员向社员传授生产技术，组织社员开展技术交流，组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才能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步伐，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
只有把个体农民组织在集体（合作）经济体内，才有可能实现区域种植的专业化，集中连片种植优良品种，区域种植规模化和社会化服务，克服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缺陷，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4)集体（合作）经济有能力搞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在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收入收归劳动者自己，从而排除资本的中间剥削。
个体农民生产农产品后，无力组织运销与加工，只能听任中间商摆布剥削。人大代表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村支部书记刘加坤说：“尽管有些地方也建起龙头企业，但是这些龙头企业以自身盈利最大化为目的。在利益一致时，为农民承担加工销售任务；利益不一致时就压价。农民与它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必然成为弱者。”（11）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荣家湖村农民向《人民日报》反映：“无法卖棉花给棉贩子，每百公斤坑了我5 公斤（扣水分、除杂后，秤砣上捣鬼等）。我们这里，这样的例子还很多。”（12）《经济参考报》报道：“今年夏天以来，山西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瓜、桃子等农产品卖难现象，虽经多方努力，农户利益依然受损较重。由于缺乏政府有效的组织和服务，农民种植户销售农产品只能依靠当地的农民经纪人，但是农民经纪人与农民利益脱钩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经纪人还伙同客商一起坑害农民。”（13）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组织很发达，就是为了抵御、减少资本的中间剥削。在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情况更是如此。在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内，运用农民集体力量从事农产品产、供、销、运、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将各环节创造的利益都收归农民集体，由群众共同享用，根本没有中间商剥削存在的余地。
(5)集体（合作）经济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农民集体兴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抗御自然灾害，保障农业稳产高产。
近二十年来，很多地方由于土地包产到户后只“分”不“统”，集体经济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致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人问津，水利工程无人维护，病、险严重。这是许多地方旱涝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严重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2006年）江河众多的重庆市闹起了水荒，近800万人临时饮水困难。重要原因是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税费改革后，用于村内农田水利设施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逐年增多，农民投工投劳急剧减少，导致农村水利设施建设陷入了既无资金又缺人力的尴尬境地。”（14）另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久前对安徽、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投入。庐江县泥河镇党委书记夏远生说，‘基础设施改善了，每亩增产25到50公斤粮食不成问题，农民可增加收入30至50元，比国家给予农民的各种补贴还要高。但地方政府由于缺少资金，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心有余而力不足’。安徽省萧县圣泉乡圣村有一片6000多亩的麦田，前些年打了一批灌溉机井，近两年已经失修毁坏，麦田急需灌水的时候不能灌水，本来可达400公斤的单产，现在一般少收100多公斤。”（15） 又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中科院专家阎百兴、张旭东说：“东北黑土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被誉为‘北大仓’，为全国提供着占全国总产30%的商品粮、40%的大豆和50%的玉米，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压器’。但由于土地分散经营，个体农户大多急功近利，采取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掠夺式经营，致使千里沃野土质退化严重。到目前为止，东北黑土区每年因水土流失已造成粮食减产1921万吨。”（16） 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不仅保障了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而且不少工程还在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继续发挥效益。从前后对比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集体经济兴，则农田水利基建工程也兴，集体经济衰，则农田水利基建工程亦衰。有人还指望主要由县乡镇政府拨款搞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那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现在很多农业县的县乡镇财政负债累累，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力来搞农田水利建设？
（6）集体（合作）经济能多方面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
一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参与市场的条件，并建立了风险保障机制。个体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盲目性，往往成为市场的受害者，而集体经济组织汇聚了农民朋友们的智慧与力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保证集体农民能稳定增加收入。
二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的自然条件。个体农民靠天吃饭，频繁遭受自然灾害，而集体经济组织才有可能、有能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增强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集体农业稳产高产。
三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改善了农民的技术条件。个体农民不容易掌握先进技术，更难进行技术推广与创新，而集体经济组织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创造新品种，开发名、特、稀、新产品，从而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延伸农业的产业链。个体农民只能从事单一的生产环节，而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事加工、贮藏、运输、销售、采购等多环节拓展的产业化经营，并排除了中间商的剥削，从而集体农民可从多环节增加收入。
（7）集体（合作）经济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做到充分就业。
集体（合作）经济可以使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以走集约化高效农业的道路，特别是带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解决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大问题。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明星村，不仅本村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大量吸收了外来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明证。
（8）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奉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集体经济办得好的明星村，在分配时着眼长远，重视增加公共积累。实行按劳分配与部分供给制相结合，供给住房和其他多种必需品。社员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他们自称：“我们这里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大家都是富裕户。”领导班子成员的收入和社员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处处起模范作用。
（9）集体（合作）经济组织能较好解决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它是农村解决社会福利保障的主体。
集体经济能较好解决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这在我们中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办得较好的社区合作社和坚持集体经济方向至今的全国约数千个集体经济明星村，他们的社会福利都办得较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分配住房，办敬老院等。主要条件有二：一是这些集体村（社）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共同富裕；二是他们实行按劳分配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注意壮大集体公共积累。有实力搞公共福利。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今年三月的人大会上说：“目前，在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村民们）不仅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享受免费教育，考上大学也能得到一定的资助，并享有医疗、养老等多项福利待遇，基本实现了从幼到老、从生到死的系列社会化服务。”（17）
如果我们抛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条道路，要解决农村社会福利保障问题是很困难的。这一点中外许多媒体都看得很清楚。例如，埃菲社评论说：“专家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丧失是导致老人养老困境的主要原因。”（18）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说：“在（今天的）中国，很多比较穷的人看不起病。而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提供基本保障的集体医疗制度在经济改革开始后就崩溃了。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医院发生了多起悲惨事件后，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在这股社会觉醒的浪潮中，人们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这一缺陷是由国有部门改革和集体经济衰退造成的。”（20）英国《卫报》评论说：“中国卫生部长承认，农村地区的问题尤其严重。八亿多农民，却仅有20%~30%享有公共卫生保险基金，出现这一窘况，（原因是）全国曾为农民提供医疗成本基金的农村合作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撤除。”（21）《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也说：“如果说以前农村福利事业是集体事业，经费主要由集体来筹集，相关责任在于集体，那么从2005年农业税取消和‘乡财县管’之后，养老院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和东部的落后地区，一些集体财产已处于‘空壳’状态，乡镇政府自顾不暇，哪里有能力去解决‘五保’人员的救助问题？”（22）《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河北、山西、内蒙古部分农村后说：“贫困村之所以成为贫困村，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体经济薄弱。现在这些集体经济薄弱村，根本无力搞公益事业，要搞一点公益事业就得债台高筑。”（23）
（10）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带领农民搞好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
众所周知，现在集体经济办得较好的村同大面上的农村在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上截然不同，仿佛是两个世界。
程恩富2006年发表文章说：“由于一些地方集体经济相当薄弱，过去已经消失的封建迷信、赌博等活动又开始盛行，社会治安变得混乱，看病难、儿童失学辍学等问题日益严重。而集体经济力量雄厚的乡村则恰恰相反，农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都提高较快，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24）
关于大面上许多农村社会风气的败坏，我们不妨引几段中外媒体的报道评论。《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说：“在河南省固始县段集乡热闹的庙会上，‘脱衣舞’、赌博（等丑行）大行其道。”（25）近日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相信会让许多人尴尬，包括电视机前的当地政府官员。《经济参考报》记者报道：“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在被上级机关授予‘文明城镇’、‘小康建设明星镇’称号的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赌博活动十分猖獗，几个用于赌博的大棚直接面向大街，堵点竟然安装着音响，劝人下注的声音分外响亮，吸引了众多农民参与。”（26）香港《东方日报》文章说：“在中央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下，中国农村时逢百年难得一见的建设高潮……繁荣的副产品是‘娼盛’，一些缺乏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农村悄悄引入‘无烟工业’，将卖淫、赌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来自农村的‘三陪小姐’，久经城市风月场所历练后，又杀回农村，上山下乡进村开店。于是‘农家乐’的山野情趣很快被灯红酒绿取代，乡间淳朴民风惨遭玷污。”（27）
而许多办得较好的集体经济明星村，不仅文化教育办得比较好，而且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良好。没有吸毒、赌博、盗窃、嫖娼、斗殴、凶杀等刑事犯罪案件，社会秩序良好，社员普遍有安全感。不少村没有围墙，不安防盗门，在村内真正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普遍开展十星文明户评比竞赛活动，不断提高社员道德水平。而村领导班子和带头人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群关系、政民关系密切。
同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竟有如此明显尖锐的对比，实在发人深省！
显然，我们只能走发展壮大集体（合作）经济的道路。只有在强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大目标。

最后，我建议党的十七大,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条明确的方针、方向写入政治报告。

2007年5月1日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1页、第196--197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人民日报》2006年3月21日记者赵秋丽报道，同年6月13日《3+1共建新农村》
（4）《经济参考报》2006年3月11 日记者董学清报道
（5）国务院研究中心调查报告2006年7月24 日，《人民日报》2006年8月22日
（6）经济参考报》2006年5月25 日记者翟景耀《这样的合作农民欢迎——吉林部分县市新型农民合作调查》
（7）《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3日黄绍华、陈海涛《青县：专业合作显身手》
（8）香港《凤凰周刊》2006年第6期
（9）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0）国务院研究中心调查报告2006年7月25 日，《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6年第一期《内生比较优势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
（11）《经济参考报》2006年3月11日
（12）《人民日报》2006年9月26日
（13）《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6日，记者刘砺平等
（14）《人民日报》2006年8月30日
（15）《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16日
（16）《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23日
（17）《经济参考报》2007年3月15日
（18）埃菲社北京2006年12月17日
（19）德国《南德意志报》2007年3月9日文章《因病破产》
（20）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1月2日文章《中国缩小繁荣差距》
（21）英国《卫报》2006年11月13日
（22）《人民日报》2006年6月26日人民时评《农民养老要靠谁？》
（23）《经济参考报》2006年11月16日，记者李俊义、张云龙、刘砺平
（24）《文汇报》2006年9月26日，程恩富《新农村建设要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经营》
（25）《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人民时评《请加倍正视农民的文化需求》
（26）《经济参考报》2006年2月23日评论《没有新型农民建不成新农村》
（27）香港《东方日报》2007年1月14日文章《小姐下乡建‘性农村’？》